近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的大战略。“双循环”战略并不是一个权宜之计，而是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关键阶段的强国方略，不是因个别国家企图与我脱钩、对我围堵而迫不得已的内敛收缩，而是筹划以更深层次的改革、更高水平的开放加快形成内外良性循环的战略抉择。
为什么中国要调整以外循环为主的经济模式？
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沿海“三来一补”加工贸易和外资持续涌入的带动下，中国经济实现了多年的高速增长，形成了以大进大出为特征、以外循环为主要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之所以形成了这样一个特定的增长模式，主要是因为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外资的引入以及欧美等国家的需求拉动。这一模式在中国加入WTO后被进一步加强，到2006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达64%，客观上推动着中国工业经济高歌猛进：中国于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于2011年工业总产值超过美国（是美国的126%），成为全球第一；于2013年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
这种外循环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遇到了一系列问题：一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际市场增长放慢甚至萎缩渐成趋势。外需断崖式下跌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二是与一些国家的贸易摩擦逐步加剧。三是劳动力增长出现拐点。四是煤电油气运等要素成本也随着大进大出而逐步抬高。五是十八大以来新发展理念逐步深入人心，人们比以前更加重视环境保护，更加重视防污治污，原来发展经济先污染再治理的模式难以为继了。总之，这些因素加起来对外循环拉动的经济模式带来了挑战。
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党中央、国务院及时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方略。从供给侧下手，通过“三去一降一补”，力图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问题。在一系列结构性改革措施的作用下，从市场主体的培育到要素的优化配置，从营商环境的改善到创新动能的激发，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持续释放，以供给结构动态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特征的内循环体系逐步成型。2019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由2006年的64%下降为32%，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接近60%。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内循环为主的思路不是突然提出来的，而是党中央早在2015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就已经在酝酿了。
如今，在新冠疫情深刻冲击世界经济的大背景下，特别是在一些国家不负责任的“甩锅”“脱钩”的背景下，提出“加快形成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既是顺势而为的战略举措，更是强国之路的必然选择。
新形势下以内循环为主有什么重大意义？
我理解，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重大意义：
一是有利于提高我国产业链的含金量，促进高质量发展。过去我们是“两头在外”，零部件、原材料和市场都在外，我们赚一点加工费、辛苦费。这种加工贸易对就业的拉动也是有限的。现在，在内循环下，我们将通过补链、扩链形成水平分工与垂直整合相结合、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产业链集群。这样的产业链集群不仅将吸纳大量就业，还将带来更高含金量的经济绩效。
二是有利于提升供应链的安全性，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疫情之下，各国各地区的隔离阻断、停工停产导致链上企业原有的产品订单没有了，即使未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其原有的零部件供货也因为物流中断等原因消失了。但是我们也在苏州、重庆等地看到，由于这些地方产业链相对完整、产业集群自成体系，供应链的安全性得到了充分保障，疫情之下很多跨国公司反而把大量的订单转移到了这些地方，订单出现了逆势增长。这也说明，内循环下的产业链集群要比两头在外、高度依赖国际供应链的地方要更加安全更加高效。
三是有利于增强价值链的韧性，提升产业综合竞争力。过去，在外循环拉动为主的模式下，习惯的思维就是买买买、以市场换技术。然而，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而且，长期习惯于这种分工格局，容易被锁定在“微笑曲线”的低附加值的底层中间区域。推动以内循环为主的增长，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关键环节的研发，更加重视创新，更加重视品牌。事实上，我们也已经具备了沿价值链向上攀升的条件。
四是有利于促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外循环拉动下，经济增长较为粗放，靠的是劳动力和资本的大量投入，经济长期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转向内循环为主，不仅意味着要进一步打通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环节的梗阻，形成更加畅通的经济循环，还要通过推进劳动力、资金、土地、技术和数据等要素市场化配置着力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五是有利于增加进口，提高我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以内循环为主意味着我国将持续增加进口，实现进出口平衡。这不仅有利于我国在新一轮经贸谈判中占据主动，还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推动在一些重要资源上形成人民币支付的定价权，进而提升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国企在构建“双循环”格局中要发挥生力军、主力军作用
对国有企业来说，构建“双循环”格局要发挥好五方面作用：
第一，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引擎，也是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当下，最紧迫、最要紧的是打通全流程创新链条：一是从无到有，无中生有的创新，实际上是原始创新，是“0-1”的环节；二是从科学到技术的转化创新，是将基础原理转化为生产技术专利的创新，是“1-100”的阶段；三是从技术到产品，将转化成果变成大规模生产能力并推向市场，是“100-100万”的扩张。目前，我国在这三个环节都有短板：“0-1”阶段投入不足，“1-100”阶段产业转化效率不高，“100-100万”阶段的市场化、资本化仍有不少障碍。
在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发展中，我国的创新体系会得到极大改善和发展，将打造基础研究、区域创新、开放创新和前沿创新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体系，特别是“核高基”（核心技术、高科技、基础研究）的研发投入会大幅增长，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将会更加高效，资本市场的介入也会更加顺畅。在此背景下，国有企业要与国家的创新体系搞好对接，既可以围绕企业自身的产品迭代更新、科技项目等进行投资，加大研发投入，也可以顺应资本市场规则参与“核高基”研发和独角兽企业的股权投资，在打通全流程创新链条和强化“核高基”开发中做出更大贡献，发挥创新推动力的作用。
第二，积极发力新基建。以5G通信为基础的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工业互联网形成的数字化平台将成为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生命经济这些人类未来文明的技术支撑。新基建的内涵：一是有助于推动数字经济产业化，形成万亿级自成体系的数字化平台；二是有利于助推传统产业数字化，形成具有颠覆意义的产业互联网；三是有助于完善中国创新体系，推动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在新基建的推进中，数字经济产业化、传统产业数字化、创新设施规模化将产生不可估量的投资叠加效应、乘数效应。国有企业应该积极投身其中，借力、发力新基建，善于拔得头筹、发挥领头羊作用，以技术创新引领产业延伸、转型、升级，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价值，继而形成增长新动力，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快速发展。
第三，大力实施补链强链扩链。在美国对我遏制围堵和疫情背景下，全球产业链重构将是必然的趋势。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产业链将向垂直整合、更多元化、更具韧性的集群化的方向发展，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这种产业链集群化发展不仅可以使产业链的上中下游企业之间的资源要素实现有机整合，避免行业内的供需错配，使供给更加精准有效，还能通过产业链条上生产技术和工艺的良性竞争，推动企业不断创新，促进优胜劣汰，延长产业的寿命周期，实现产业能级的快速跃升。
当前，国有企业要抓住机会进一步补链强链扩链。针对美国脱钩打压和疫情中产业链暴露出的一些缺位、短板问题，要逐一梳理、精准施策，着力打通堵点、畅通痛点、补上断点。在产业链集群化发展中发挥“头雁效应”和集聚协同效应，深化开展上下游、企业间、企地间的合作，加强与民营、外资的合作，形成一批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规模达万亿元的战略新兴产业链集群。在补链强链扩链的过程中，力戒盲目扩张、高负债率的扩张，要认清自身的薄弱环节，抓紧时间和时机补齐短板，特别是要解决好企业负债过高的问题，积极调整融资结构，通过IPO上市、收购兼并、资产重组等方式，增加股权融资、减少债权融资，确保企业健康稳定的发展。
第四，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作出了重要部署，提出国企改革三大方向：一是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 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二是国资监管体制改革从“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组建国有资本投资和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三是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协同发展。
国企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要加快国有资本管理从单一的资本投资公司管理向资本投资与资本运营双重管理的转变。把一部分国有资本改变成资本运营类公司，做一个财务投资者，进行股权投资，不带任何债务。在以内循环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格局中，国有企业把资本投资和资本运营公司好好运营起来，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如果近60万亿元的国有资本有2/3作为产业投资类，1/3作为资本运营类，那么近20万亿元的国有资本从实体产业中的退出，一方面为民营企业腾出了几十万亿元营业额的产业市场空间，有利于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资本运营类公司管理的20万亿元的资金作为股权投资，可以投到民营的、外资的、国有的工商产业公司里，投进制造业、商业等实体经济，不但使国有资本保值增值，还尽可能地发挥国有资本的带动力和影响力。
另外，就是要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要达到四个目的：一是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实现法人治理结构的现代化；二是股权交叉形成资源优化配置，起到杠杆放大的作用；三是通过资产重组化解客观存在的困难；四是抓住机遇，实现更好地发展和超常规发展。国有企业要以混改为契机，更好实现国有资本有进有退，进一步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
第五，积极践行国家重大战略。国有企业要用足用活用好自贸试验区和服贸试验区政策，大胆探索抓好落实，努力走在前列、作出表率。国有企业可以利用自贸试验区和服贸试验区政策开展业务，在实现企业发展的同时，也为国家政策落地做出贡献。自贸试验区和服贸试验区是承载内外循环的大载体，在推进自由贸易和服务业全面开放与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中，蕴涵着大量的商机，要把握住新机遇。
一是抓住与跨国公司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相关联的生产性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大发展的机遇。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产业链，伴随着产业链上中下游产生的供应链、价值链上的生产性服务业，包括各种研发设计、信息中介服务、仓储物流配送、跨境产品全球售后服务、供应链金融服务等围绕“三链”展开的服务贸易，这个量是很大的。另外，我们货物贸易进出口世界第一，运输物流、商业保险、结算清算等服务贸易的量也是相当大的。国有企业要顺势而为，把我们国内的这些资源用足用好。
二是抓住以三单分离开展的离岸贸易、转口贸易、跨境电子商务贸易等新型服务贸易大发展的机遇。自贸试验区和服贸试验区内的企业可以开展贸易合同货单、贸易结算清算税单碰头和物流仓储货单三单分离的离岸贸易、转口贸易、保税展示贸易或其他的服务贸易。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从2015年获批至今已扩至105个，迎来了四面开花的发展新局面，必将是一个巨大的蓝海。预计，10年后全球贸易中1/3是跨境电商贸易、1/3是加工贸易、1/3是跨国公司组织的行业内贸易。到2040年，预计通过跨境电商平台完成的贸易会占到50%。这些方面，国有企业要乘势而上，通过各种方式大胆进入、率先进入。
三是抓住我国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领域和金融领域、数字经济扩大开放的机遇。这些领域的进一步扩大开放，不仅带来企业、带来资金，还会带来技术、方式、人才、渠道和国际市场，更会促进国内企业管理水平、业务知识和国际化能力的提高。国有企业要借势而进，积极发挥在公共服务领域和数字经济上的基础优势和独特优势，进一步激发自身的创新创造能力，通过扩大开放倒逼国有企业加快改革，与外资企业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在与虎相伴、与狼共舞的过程中把企业越做越大、越做越强。
我们坚信，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有企业的改革也会逐步深入，并将加快推进由“管资产”到“管资本”的转变，使国有企业更加适应市场化、国际化的要求，同时，国有企业也将在新的发展格局中继续发挥生力军、主力军作用，助推我国经济乘风破浪、行稳致远。（根据重庆市原市长、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在央企投资协会2020年度大会上的发言整理）
